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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章 武林(第1/8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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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經歷了三天的豬肉漲價之後,西湖問政大會正式開始了。

    而因爲杭州古稱武林,當今天子又是建炎天子,所以這次大會早在長達三日的東坡肉漲價風潮中便已得了個諢名,喚做建炎武林大會。

    但不管叫什麼名了,都不耽誤西湖一時人頭攢動,士民百姓踊躍至極,以至於始作俑者趙官家都有些驚愕。

    其實,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簡單到不言自明,那就是雖然南方地區頂尖士大夫迭出,可那只是這些士大夫的個人成就,卻不耽誤自古以來南方作爲一個整體就一直處於政治窪地,南方羣體從地域上而言就天然處於政治劣勢。

    與之類似的,還有蜀地,而一江之隔的兩淮,政治地位就要高上很多。

    這種情況,從大宋建立開始就很明顯,彼時作爲被征服的南方一開始就是統治者天然不信任的區域。等到了靖康之後,建炎天子首開問政風潮,大幅度讓渡皇權,宰執與六部九卿實權大大增加,公閣、祕閣成員的政治地位漸漸豎立,太學問政也已經成爲國之重事,而南方依然因爲遠離首都,跟這些事情無法搭邊,這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政治疏離感與政治飢渴感。

    與此同時,偏偏經歷了靖康之變後,兩河俱失,中原、關西、京東俱損,南方在國家內部的重要程度變相大幅度提升,而且國家還需要北伐,這就更需要南方的財力物力支持。

    這種情況下,矛盾也自然就出來了。

    而這個矛盾也正是南方士大夫羣體漸漸跟失意道學、賦閒下野官員合流的一個基本背景……按照大家的理解,趙官家此番南下,就是爲了化解這個矛盾的。

    所謂政治協商大會,就目前來看,無疑是仿照着太學問政這個成例搞出來的一個化解矛盾的好方法,最起碼形式走對了。反對派嘛,也是少數,大家本意上還是心向朝廷和陛下的,把江南抖一抖,團結起建制派,局面還是大好的。

    話說,可能是因爲江南十月小陽春的緣故,一場初冬小雨之後,非但沒有降溫,反而有些氣候和煦的感覺,這種時候,隨着大會正式召開,西湖畔的諸位熱情不免更加一籌。

    第一日的時候,很多都是集體上書,而這種集體上書卻很有意思的多以地域來劃分,通常是一個州郡內的宿老名士帶頭,而上書的形式也都文采飛揚的一整篇文章,但細細看內容,卻多是一些老生常談甚至於大同小異的東西。

    第一條一定是要趙官家親賢臣遠小人,接下來一定是要厚德載物,一定崇儉去奢,一定要廣開言路,一定要善待百姓,一定要兄友弟恭……

    這當然都是很正確的建議,但每當趙官家當面認真問他們誰是賢臣誰是小人時,他們卻往往表現的一塌糊塗……最少一半以上的人是怯場的,當面把文書交上去以後就在趙官家和三位相公跟前搖搖欲墜,一開口就口喫語塞;而即便是另一半能維持姿態回答問題的體面人士,也多在說了幾個名聲比較好的大臣後變得顧左右而言他。

    開什麼玩笑?

    雖說南方因爲加稅的事情對幾個當政的宰執都有怨氣,可你讓他們當着呂頤浩的面說誰是小人,他們也真不敢,呂相公沒有隔夜仇這名頭,東南士民比中樞印象深刻的多!

    便是隔空說首相與樞相的不是,難道就行了?

    說尚書也不行啊!沒看到那個說尚書的侍郎直接被趙官家弄死了嗎?

    不如不說。

    至於崇儉去奢,趙官家細細去問,他們也支支吾吾,大概是覺得官家在東京挖魚塘那事太匪夷所思,他們又沒見過,所以未必是真的,但真要當面這麼講,又不免尷尬。

    至於官家所穿的大紅袍子也是半舊的,那就更不好說啥了。

    談起寬刑仁恕,趙官家再問他們之前《刑統》具體修改的哪裏不到位?他們甚至不知道早在堯山之後,爲了安撫老百姓,《刑統》就已經朝着寬恕這個角度大修過了。

    其他的也多如此,真看文章,大概就是寫的很棒,真問細則,往往是說不出幾句像樣的話來。

    不過,即便是對於這樣的文書,趙官家也多隻是一笑,然後便讓兩名一看便是富貴面相的翰林學士出面,堂而皇之的依禮認真收下文書,同時還會親自避席給對方賜下座位,乃是要這個帶頭之人在隨後的問政過程中‘以備諮詢’之意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,文章寫得格外好的,或者應答還算體面的,一般還要問問有沒有功名出身?如果沒有,那自然會當場賜下一個同進士出身。舉薦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,還要發出‘赤心騎’去徵召,邀請對方來現場奏對。

    且說,一開始的時候,隨行的三位相公里,呂頤浩對這種事情是很不滿的,他就覺得這種環節沒啥意義,而李綱雖然沒有反對,但他沒反對只是因爲他政治起勢就來源於太學生伏闕,所以不好直接反對,實際上他對這些步入中年早已經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,認爲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輕人以及知名士人來問。

    但很快,隨着這種形式主義大於實質內容的上書成爲風潮後,李呂二人立即就意識到了趙官家這般作爲的真正意義了——意義其實就在問政本身上面。

    下面這些士大夫,又不是什麼陰謀集團,看他們組團上書的模式就知道,還是根據地域組團,因爲這年頭他們想串聯都無法越過地域這個限制,送上來的文書也多是和稀泥,明顯是中和了地域內部綜合立場的廢話……再加上他們本身都是儒家士大夫,又不大可能真因爲那些賦稅導致什麼切身的經濟壓力,那哪來的那麼多怨氣?

    這個時候,趙官家來到杭州,對他們展示出一個態度,給予他們一定的政治待遇,本身就能夠達到拉攏和舒緩對立氣氛的目的。

    所以,即便是這種明顯形式主義的問政,也依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成功……很多人一輩子沒見過皇帝,也考不上進士,這次能代表一個州、一個軍,領着一羣家鄉子弟見到趙官家,當面提出意見,哪怕話都說不利索,卻依然還能從形式角度被接納,並得到禮遇,恐怕已經是人生巔峯了。

    而既然藉着趙官家這個天子的肩膀到了人生巔峯,那麼自然要改變立場,成爲標準的建制派,轉過身去,誰當他的面說官家不好,那一定是要憤然辯駁的,誰要是說朝廷哪個策略不行,也一定要苦口婆心說出朝廷的難處,爲朝廷大略進行辯解。

    到了第二日,哪怕是一開始沒有類似準備的地方州郡,也以及倉促聚集起來,推舉名士,並連夜寫好文書,代替地方行此方略……以完成這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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